皮村和北京诸多城郊村庄的街道没有截然的区别——都是三四层的楼房簇拥着以饮食和出租屋为主的门面，街道和门楣、招牌参差不齐：9 块 9 剪头发，10 元内裤，19 元睡衣，39 元熟食大骨头，40 元阿迪达斯，等等。店铺门口晾着大幅当季的海带，笼养着小鸡或鸽子，空中延伸大股黑胶电缆扭曲的线路，遮蔽不严的下水道似乎不久前才告别明沟。

　　但是来到这里，眼前的街道显然要比北京其他城中村更为拥挤热闹，“出租公寓”的招牌鳞次栉比，似乎比别的城中村更为超前，头顶频繁低空掠过的航班，又给它带来额外的气质。

　　2014 年，皮村工友之家开办了文学兴趣小组，来自高校的授课老师和一群对文学感兴趣的工友，每周日晚相聚在这里。2017 年，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爆红全网，让许多人知道了皮村和皮村文学小组。2024年，皮村文学小组迎来了成立十周年。

　　在《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里，作者袁凌记录下了十多位工友从务工到成为文学创作者的命运转折过程。这是一群普通打工人，被文学照亮了生活的故事。下面是其中一位工友小付的故事。

　　和多数工友不同，2010 年年初来皮村时，小付并未经历从大北京到城中村的落差，反倒有一种进城的感觉。原因是此前半年，她是在燕山脚下的平谷一个村子里度过的，那里是工友之家的一处基地，工人大学的所在地。

　　小付是河南周口人。从周口乡下农村到打工的苏州，从苏州到平谷，再从平谷到皮村。

　　九零后的小付，小时候是完全意义上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一同外出打工，后来妈妈早逝，爸爸远赴大西北的兰州，以收废品为业，后来又去了内蒙古的乌海，仍旧以收废品为生。

　　初中二年级，学校对小付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她眼睛因为看电视近视了，坐在教室第二排都看不清老师的板书，成绩特别差，索性辍学在家。身边高一级以及同龄的女孩子大多都辍学出外打工了，过年回家她们穿着洋气的衣服，又有自己的钱用，看起来很风光。小付难以抵挡这种诱惑，过年后就跟着堂姐出门去了苏州。

　　到了真正进厂的时候，情形却又并非如此。小付想进华硕的电子工厂，面试到最后一关，对面的女生看看小付个头，问你有一米五吗，小付说有一米五二。那个女生说我俩比比，我都只有一米五，就这样被刷掉了。一块去的堂姐当晚带她去地摊买了鞋底厚十二厘米的运动鞋，第二天再去。人家看看她的毕业证，又问你的学历确定是真的？小付一下子脸通红，说不是。她觉得这下肯定没戏了，没想面试人笑了一下，反而让她通过了。

　　进厂后的工作是拧螺丝，看起来完全不需要中专学历。拧的是游戏机光驱上组装零件的两三个微型螺帽，人也像固定在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按照严丝合缝的厂规旋动。流水线上不能彼此说话，下班后在厂区也不让三五成群，嬉笑打闹。线长和分片组长板着脸随处巡查监督，杜绝任意一点自由的苗头。青春期的小付感到特别不适应。

　　干到过年，小付无法再忍受整个上班时间的沉闷。来年再去，她宁肯跳槽到一家很小的手机配件厂，她看重的是这里唯一的好处：管理相对松，一条生产线上的伙伴关系亲近，干活中能聊天。对于自认“比同龄人成熟早”又生性开朗的她，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她跟同线的好几个伙伴都聊得来，辞职时也是一块走的。走的原因是小厂不扛风波，受金融危机影响，订单下滑快倒闭了。小付她们几个人一走，厂子就应声倒了，还好老板算是有良心，结清了工资。

　　一个多月当中，小付上了三份正式的班，类似塑胶厂这样的有两个。大厂小厂转一圈，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看起来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能耐。自从到了华硕，得知外界的学历要求，小付就想学电脑培训啥的，平时走在街上，很喜欢接人家派发的广告单子，但又害怕上当受骗，交钱打了水漂。工人大学的机会恰在此时出现，可以说是送上门来。

　　在工人大学可以得到免费的培训，包括吃住，像是为她的梦想量身定做。起初她不敢相信世上有这种事情，犹豫是否应该北上，后来聊得多有了信任感，渐渐打定了主意，报了名。

　　报名之后有面试和写自传程序，3000 字的自传要求让小付犯了难。工人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届毕业生朱南刚正好来苏州招生，跟工友们讲如何写自传jbo竞博，首先是要真实。上学作文没有超过几百字的小付，实在不知道一篇 3000 字的文章如何组织起来，后来索性按照朱南刚讲的起码要求，写成流水账形式，倒也过了关，成了工人大学第二期头一名学员。

　　2010 年春天，小付和另一个报名的女孩一起，离开苏州坐火车上北京。这一年，她正在跨过十八岁的门槛。

　　出了北京站，有工人大学的老师接待，就在广场办公交卡，坐上公交去转了一圈，以下是乘地铁去东直门，换公交 918 路，一路的见闻都算是新鲜的，手里一刷就灵，四毛钱随便坐的公交卡让小付有种“要长期待在北京了”的安心感。接下来的旅途却出乎小付意料。

　　公交车越开离市区越远，早春三月的景色越来越荒凉，跟南方的青山绿水没法相比，到了平谷，还不如家乡的小县城，却仍要往前开，到了更偏僻的张辛庄，眼看就要进山了。下车进了一座废弃的学校，简直就是一座荒草深过膝盖的院子，没有一点所谓“大学”“基地”的样子。

　　北上之前的种种担忧立刻迫在眉睫，小付和同伴已经在心里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不知道接下来会遭遇什么，好在看起来没有人禁锢她们的自由。基地里除了她们两个女孩，只有三个男人：教学老师、生活老师、炊事员。晚上住在没暖气的宿舍里，两人紧紧闸住门，缩在上下铺冰冷的被子里，一半是冷，一半是怕。大半夜不敢睡觉，怕有人砸门闯进来，后来因为过度疲劳才睡着了。还好，什么也没有发生。

　　付和女伴渐渐定下心来，开始每天的学习和拔草，拔草是例行劳动，也是开辟这座刚刚接手的荒院子的需要。半个月后，工人大学第二期学员陆续到来，才有了学校的样子。课程除了电脑操作和维修，还有法律和社会认知的副课，比她设想的要宽泛许多。大家一边上课，一边四处开荒，种菜、种向日葵，种出来了就自己吃，很符合工人大学劳动和学习结合的宗旨。虽然半年下来，小付只是学到了电脑操作，并没有掌握修理，更谈不上软件编写，仍旧感觉自己得到了很多，“感觉很好，那半年的经历，是最难忘的。”

　　学校每周上五天课，前三天在平谷，后两天进城来皮村，在工友之家各个部门实习。正值工友之家扩张，摊子铺得很广，小付在同心学校、二手商店、博物馆、儿童项目组和仓库都干过。她视力虽然一般，但“眼力劲”好，看到有什么能搭手的就去做。学制一共半年，最后一个月是实践课，根据各人兴趣分配实习部门，也可以自己离开找工作，早就“不甘于在流水线上消磨青春”的小付选择到了博物馆和社区工会。

　　小付回忆，那一届学员里有十个人留下来做公益，是工人大学历届最多的，到十几年后还有四五个人在。有人还回到家乡开办了公益图书室，在平谷时大家的关系也是最好的，“大约跟一块干了那么多劳动有关吧”。

　　虽然小付早已摆脱了初到平谷的忐忑，在皮村找到了感觉，父亲却一直怀疑她被骗了，后来终于派大哥从乌海来一探虚实。小付的情形使大哥放下了担心，尽管他仍旧不明白皮村这帮人是在做什么。

　　小付来到皮村，正值工友之家的黄金岁月。博物馆大院里很热闹，几乎每天都有联欢、广场舞、演剧、打球、电影和小组活动，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一群接一群，新工人乐团也驻在皮村，经常即兴演出。工友之家发动工友们出点子，征集节目，每个人都能参与，热闹和新鲜的事情无穷无尽。六七个同事一起住在工会宿舍，一起吃食堂，最好的是三个女伴，从小留守的小付像到了一个每天都在过节的大家庭里，“感觉真好”。

　　她的工作也是五花八门，在博物馆值班，引导来客参观，对外宣传，组织各种小组活动，对接志愿者，出版报纸和刊物，有时还要上街散发。扩张期的工友之家事情太多，像小付这样的专职人员很少，大部分要靠以高校学生和工友为主体的志愿者，和各种志愿者打交道成了小付最熟稔的事情。最初担任博物馆讲解时，见到来人她不敢开口，后来有胆量开口了，又容易语无伦次，不自觉地说“然后”口头禅。

　　有一次开例会报告工作，一个同事偷偷替小付统计，一分钟的报告里她讲了 20 多个“然后”，说出来后把小付吓了一跳。

　　在工友之家这副蓬勃转动的车轮里，小付是那个最微小不起眼的轴心，似乎她办的事所有人都能办，却未必有她办得好，也没有人像她一直在办这些事。博物馆旁边院子里租住的李姐，一家人忙于装修生意，只是偶尔去博物馆院子转一转，也对小付印象深刻，“个子虽然小，人很能干的，会和人打交道。”

　　那些年间，相比于她本人的低调，小付的能干心细保留在众多志愿者和工友的记忆里。工友老大爷徐克铎的打油诗称赞，小付“遇事细心又稳沉”，“千百姑娘是能人，比起小付差几成。”

　　最多的时候，小付参与的兴趣小组有吉他、电脑、法律、绘画、演剧、英语、文学等七八个，请老师讲课，召集工友听课，做好辅助服务。其他的小组存在时间比较短，上完几个课时就结束了，譬如法律课，请的是很有名的公益律师，但讲起来比较枯燥，大家只关心和讨薪工伤有关的部分，遇到问题才来听。但工友们大多是干的临时工，没有签合同，遇事拿不出证据，很难找劳动部门介入，感觉法律的作用也有限，头两节课人多，到第三节听完了就没啥人了。只有文学小组长期坚持了下来，迎来了十年的生日，成为小付手中最有成果的项目。

　　最初是一位工人大学学员到皮村实习，跟小付聊天说到喜欢文学，想有人教写作。此前工友之家开办的网络夜校中也有文学课程，每月一期的《皮村报》里也有些文学作品，但没有专门的兴趣小组。小付在工友中一了解，兴趣还很普遍，就想到开办一个。后来这个学员工友离开了，但文学小组还是开起来了。

　　最初的课题是找老师，小付在微博上发帖招募。她收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教师张慧瑜的回复。张慧瑜是关心社会议题的戴锦华的研究生，以前就来过皮村参加活动，对工友之家了解，他答应上课之后，小付就没再找其他人了。

　　和别的兴趣小组类似，文学课起初的设计只有十节，上完就告一段落。十节课上完之后，工友们还想再听，张慧瑜提出继续下去。他本人上课之外，也请别的老师来参与，弄了个后援会，此外建立了文学小组群。如果缺老师，小付也会在各种小群里请大家寻找，教师资源越来越多。2015 年张慧瑜去美国访学一年，行前安排中央党校的刘忱和社科院的孟登迎代替他，加上师力斌、西元、黄灯等人，坚持了一年，回国后又继续给文学小组上课。

　　十年之间，有近五十位老师来文学小组授过课，经常授课的有十多位，包括高校学者、杂志主编、作家，以及一些学生和从事写作的工友。范雨素出名之前，听课的人不算多，正常在十来个左右，有时只有几个。小付总是认真地发预告和通知工友报备，并且利用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对每一位到图书馆借阅的工友推荐“对面院子里的”文学课。虽然老教室环境破敝，下大雨屋顶会漏水，冬无暖气夏无空调，大家仍旧常年坚持了下来。

　　文学小组的一大目的是鼓励工友们拿起笔来写作，小付的细碎功夫，是体现在替工友输入稿件和投稿上。很多工友不会打字，交来的是写在各种纸张甚至烟盒上的稿子，最多也只是在手机上写，错别字连篇，版式字体之类完全是乱的。这都需要小付输入电脑和校对，再替他们发表在皮村工友公号上，以及先后出版了十几辑的打印本《皮村文学》上。

　　更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接待来访者和志愿者帮忙，小付积累了一批投稿电邮和编辑资源，主要有网易人间、澎湃湃客、尖椒部落、单读、今日头条几家，工友们发表之后经常会有稿费。许多人体会过人生中第一次自己的文字在平台上发表，并且变成现金的喜悦，这大大激励了他们的写作。没有小付，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范雨素一直不会使用电脑写作，《我是范雨素》就是由小付打成电子文档，又推荐给来皮村参观的淡豹，在正午上发表，最终一炮而红。范雨素之后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初拿到文学小组教室时是一摞大小笔记本组成的凌乱手稿，在出版社辗转了一大圈，后来也是张慧瑜拿回手稿，让小付和志愿者逐字输入电脑成为 WORD 文档，才最终进入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的视野。手稿的稿纸都有好几种，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有很多涂改和错别字，其间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文学小组持续至今的原因，小付个人觉得是两个：张慧瑜的坚持；文学永无止境，学员听课氛围好，兴趣度高，一直有人愿意参加。她并未提及她自己的努力。但工友们的记忆里不会遗漏她。

　　对于《我是范雨素》的爆红，小付直言她没有想到。在她看来，这是文学小组很多工友都能写出的文章，“给她打那篇稿子时，都没感觉出有多好”，后来再看，才感觉出“简洁、有故事感，有言外之意”。

　　小付自己也写作，以记录身边小事的散文为主，篇幅比较短，在文学小组的一众作者中不显眼。她没有获得过每年一度的新工人文学奖项，在2022 年出版的《劳动者的星辰》中，也没有收入她的作品。但这一切的后边，又都有她浮动的剪影。

　　在工友之家和皮村住长了，小付对飞机有了别样的感情。有一次她外出回来，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飞机，知道自己就要到皮村了，心里就高兴起来，觉得快到家了，心情变得舒坦，从那一刻开始，飞机变得亲切起来，如同她在大杂院破破烂烂的家。

　　总的说来，她还是觉得自己来到工友之家是幸运的，“成为一个不再像机器那样拼命挣钱的人，成为一个不像千千万万的工人那样日复一日重复劳动的人”，也终究找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就是“留在这里接触工友、服务工友”，文学小组的成功则馈赠了额外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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