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于重视母乳喂养，认为它能解决棘手的国内政策问题，这种观念体现了美国的一种长期倾向，即把社会福祉当作个人的责任。”

　　现如今，母乳喂养的议题伴随中国城市家庭育儿压力的增长而日益深入。在这个问题上，各种媒介包纳着海量的知识，影响着人们的选择。而并不是局限于中国，母乳喂养问题在美国社会同样是一个棘手问题，近期出版的《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系统分析了美国中产家庭的育婴焦虑问题。该书作者考特妮·琼格在哺育自家婴孩的同时，深感母乳喂养已然成为美国社会一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导致育儿母亲们遭遇的各种困境。有鉴于此，她访谈了大量的医学专家、研究人员、母乳喂养倡导者和十几位母亲，展现了母乳喂养背后的合法性在当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出来。

　　在下文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新宇博士从美国母乳喂养的舆论之争回溯美国社会的婴儿喂养史，分析母乳喂养如何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同时，作者结合自身研究（发表于专著《礼俗时刻：转型社会的婴儿诞养与家计之道》），比较分析了中美家庭在婴儿养育期间面临的不同困境。作者认为，当我们越发关注婴儿喂养中的制度性问题时，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的道德合法性也同样不应受到忽视。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23日专题《母乳与奶粉：一段有关喂养的文化史》的B04-B05版。

　　近几年在美国社会，母乳喂养议题引发的公共讨论从未停息。2018年7月10日的一场特朗普关于这一议题的“假新闻声明”可为例证。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短消息，不久便在网络舆论掀起轩然。特朗普在文中指责，“《》刊登的美国反对母乳喂养的报道是假新闻。美国强烈支持母乳喂养，但我们不认为女性应该被剥夺使用配方奶粉的机会。由于营养不良和贫穷，许多妇女需要它。”特朗普指责的这则“假新闻”披露了，在同年5月份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代表团对一项促进母乳喂养的提案横加阻挡，甚至用威胁与会国家的方式，呼吁删除决议中关于“保护、促进、支持母乳喂养”的内容。尽管在多国代表的反对下，大会最终通过了决议，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文，但按照美方的要求，决议仍删除了“制止不恰当推销婴幼儿产品”的相关文字。

　　特朗普发布这则推文之后，美国国务院拒绝进行私下评论，而负责修改该决议案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则宣称，该部门并未在会议上参与威胁他国。《时代》《》进行了专题报道，关注社会各界人士的态度。这则新闻在社交平台中不断被转发，话题继而持续升温，在美国社会成为了热度十足的话题。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同样调动起了网络民众的讨论兴趣。不少微博“大V”以及母婴公众号评论了这则消息，网友们的留言也踊跃异常。而当讨论深入之后，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作为，转向针对婴儿养育观念的探讨，形成了理念上的交锋。

　　舆论的一方质疑特朗普的言论，认为美国政府践踏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母乳喂养是最好的婴儿喂养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网友们先是从特朗普的话里找到常识上的漏洞：在贫穷和饥饿的社会环境下，婴儿才恰恰更加需要哺喂母乳。因为，人们很难获得干净的水源用来冲泡配方奶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试图遮掩事件的真相：最近几年，美国国内母婴产品的销售水平急剧下滑，提振市场信心可能是这场闹剧的玄机所在。美国国内的奶粉制造商私下游说政府阻碍世界卫生大会决议的通过，则是一种背地里的。

　　与这种论调相对地，舆论的另一方却持保留意见。人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婴儿养育方式之间具有联系。母亲身体健康，母乳当然才好，但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食物短缺，或者母亲背负赚钱养家的压力，的确限制了母乳喂养的可能性。不能因为一句口号，就无视这些地区里家庭的现实境遇，物美价廉的婴儿奶粉对他们来说已然是最好的选择。有不少女性网友留言表示，自己就曾经面临过母乳不足带来的痛苦，希望社会能关怀这个群体，而非将这些母亲污名化。

　　在母乳喂养问题上，似乎彼此之间的观念交锋总是围绕着这一议题的公共属性，这种思考充斥着进步主义的色彩，正如考特妮·琼格在她的著作《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上所讲述的：“美国父母想要培养出身体健康、情绪稳定的孩子，在朝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种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母乳喂养能解决的。母乳无法代替服务优良、离家或公司近的平价日托所，无法代替产假，也无法代替便民、平价的医疗服务。”然而，我们可以目睹不少育儿母亲在过程中的痛苦，但需要细致讨论的是，母乳喂养相关的话语如何成为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正确”，则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婴儿奶粉广告，印制于雀巢公司发放给客户的交易卡上。实物现藏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在婴儿诞养议题上，欧美公共卫生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婴儿喂养并非完全依赖母亲投入或仅以儿科医生的指导，其中还有家庭、市场以及国家的在场与参与。然而，追溯这一观念的成型，在美国社会却走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一种观点的发生与传播，往往与所处社会的变迁进程亦步亦趋。要想理解中国家庭所面临的立场冲突，我们有必要回顾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婴儿诞养史，其中的历史事件反映了美国民众的观念更迭。

　　作为二十世纪起被广泛运用的一项发明，婴儿奶粉的普及与工业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扭转原先高位的新生儿死亡率，克服人类繁殖的生理障碍，符合早期的优生学理念。发轫于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潮，依赖不断更新的流水线与配方，婴儿奶粉可以为地球上不同角落的家庭送去福音，政府则要引导民众相信科学，尽量有效率地养育孩子。上述观念的诞生源自学者的调查发现。1911年，社会学家纽玛耶在费城从事儿童健康与福利的研究。他发现，美国儿童的健康水平远远落后于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而与其他30个国家相比，美国社会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3.5%，排名第18位。通过跟踪研究与深入分析，纽玛耶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九成以上的新生儿夭折是营养不良所致，而这大多可以预防并且避免。纽玛耶的研究发现触痛了美国民众的神经，人们开始反思家庭育儿过程中的盲目与愚昧。

　　那个时候开始，美国民众对育儿知识痴迷起来，各种读本也在市面上大肆流行。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倾向于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下，制定喂养新生儿的日程。另一方面，儿科医生拥有了开具配方奶粉的权力，尽管婴儿奶粉已经作为商品在各州行销，但根据规定，只有持有医生的处方，母亲才有资格购买牛乳制成的奶粉。可以说，医学话语逐渐主导了美国家庭的婴儿诞养安排。jbo竞博登录

　　儿科医生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各类私人诊所同样鱼龙混杂。为了应对这一问题，1929 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呼吁推动立法，由其直接设立专门机构审核婴儿食品的安全性。这一事件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大型食品公司得到美国医学会颁发的市场准入，促使婴儿食品产业蓬勃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政府在婴儿喂养的议题上失去了主导权，导致母婴议题在社会政策中被孤立。奶粉生产商联合医学界营造出了“积极地从母乳喂养过渡到奶瓶喂养”的育儿理念，母乳喂养率在美国社会逐年下降。《》曾经在1937年采访过一名儿科医生，他坦言自己经手体检的婴儿只有百分之一是母乳喂养，“在我的强烈建议下，最初大约有一半的母亲尝试用母乳喂养，但是大部分人后来都放弃了。她们听说现在用牛奶喂养也不错，而且不想吃得过饱、变胖，失去她们的少女身材。”

　　作为另一个推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同样呼吁女性拒斥母乳喂养。当时人们宣扬妇女解放的标志之一，便是母亲用奶粉和奶瓶喂养自己的孩子。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母乳喂养被主流的美国社会舆论塑造成了过时的、束缚女性的生育行为。此外，本身的含义也经历了转变，在杂志和报刊上它是性感的形象，而非哺育婴儿的生殖器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国家卷入了战争，人工喂养的理念进一步从妇女运动的口号，走上了政治前台。在战火的延烧之下，政府需要把妇女从家庭里拉扯出来，去承担工业社会的生产任务。国家在舆论宣传中将爱国主义与妇女的自我奉献紧密关联起来，塑造了用奶粉和奶瓶喂养婴儿的哺育观念。直到整个50年代，尽早结束母乳喂养转向人工喂养婴儿，成为了美国社会标榜的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强调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与主权，反抗男权与医疗话语的欺凌。可当运动深入到婴儿诞养的议题上时，人们的看法却变得十分暧昧。在《女性主义、以及母乳喂养》一书中，卡特就曾指出，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选择婴儿喂养的方式上进退维谷，具有矛盾性。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人工喂养能够一定程度上解放女性，令她们摆脱家庭中育儿工作的束缚，尽早结束哺乳值得提倡。然而与之相对地，女性主义者里也有人抱持着另外一种观点：人工喂养的背后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商业话语的渗透，它们共同霸占了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使之丧失了身体的主权。这个时期，国际母乳会（La Leche League）便是后者实践自己观点的场所。这个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善于组织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育儿妈妈进行定期集体交流，它的组织者认为，女性反抗的关键在于获得可靠的育儿知识，但这种知识不一定来自于儿科医生冰冷的医嘱，妈妈们彼此之间传递的生命体验反而更加贴近生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国际母乳会成为推动母乳喂养的一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力量。

　　随着支持母乳喂养的社会力量崛起，婴儿食品厂商的阴暗面也开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逐渐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1979年，缺乏氯化物的配方食品造成数千名美国婴儿生病，且产生了几十起诉讼案。在召回产品后，联邦政府于1980年出台了婴儿配方食品法案（InfantFormula Act），对配方食品的营养需求量做出了规定。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母乳喂养率逐渐回升，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正视母乳喂养的价值。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1973年到1975年美国出生婴儿的母乳喂养率从25%上升到35%，这一比率是20年前的两倍，并保持了不断上涨的态势。美国家庭开始回归母乳喂养，奶粉厂商转而将市场营销瞄准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并通过广告宣传和价格控制的方式，使婴儿奶粉开始在他们的城市家庭里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母乳喂养率持续下降，不得不指导政府控制婴儿奶粉厂商的广告投放。而与此同时，有记者调查发现，拉美和非洲的幼童因为呼吸和消化道疾病，死亡的人数以每年千万计。致使死亡率攀升的原因是，儿童服用了雀巢公司销售的有缺陷的婴儿配方奶粉，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得到正确引导。1973年，美国的消费者发起了“雀巢产品（Campaign against nestle products）”运动。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禁止推销婴儿配方产品的非约束性准则，雀巢公司终于承认并实施了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有关经销母乳替代品的国际法规，这场延续了十年的官司方才落幕。美国家庭并没有直接受到问题奶粉的戕害，但这些家庭却积极地联合起来，产生的轰动效应直接促使全世界国家和政府反思人工喂养的恶果。

　　在政治环境的转变之下，关于婴儿诞养的科学研究也涌现了新的成果。科学家在实验中分析人类母乳的营养价值，发现它所具有的难以复制与比拟的特性。医学家首先将神经认知和免疫系统的成长，与早期的母乳喂养水平关联起来。立足短期与长期母乳喂养的比较，母乳在营养、心理、生理和神经认知上对于早产儿具有的重要意义。亦有学者指出，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的呼吸道免疫系统发育具有积极作用。新近的临床研究引导了儿科学的走向，促使医院摆正角色，重新宣扬母乳喂养的益处。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婴儿诞养的主流的价值观牢牢锁定在“母乳喂养最好（Breastfeedingis best）”，甚至成为了社会运动的口号。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一种配方奶能完全复制出母乳喂养的效果，这是最好的婴儿养育方式。

　　尽管医学界完全倒向了母乳喂养的阵营，但这种理念在美国社会面临的质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公共卫生学者指出，人们在客观强调母乳喂养的正确性的同时，却疏忽了女性自身面临的处境，尤其当女性结束产假、重返职场。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民间兴起了一项“喂养最好（Fedis best）”的运动，鼓励育儿家庭放下成见，自信地面对婴儿诞养的问题，并有社会组织专门向他们普及科学的喂养知识。很多女性又重新相信，安全的人工喂养能够减少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改善母婴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近些年的母乳喂养率排名一直处于发达国家的偏后位置。根据美国卫生和福利部的Healthy People 2010数据显示，目前约有七成的美国女性会在早期履行母乳喂养，但不到五成的女性只会持续哺乳至婴儿年满六月龄。

　　追溯美国社会的婴儿喂养史，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区域的生育问题与其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学界普遍认为，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家庭的婴儿诞养实践展现出学习者的姿态，也导致研究者在探讨以上议题时，注脚往往徘徊于传统风俗的嬗变或者现代医疗的介入，局限于以此形成的两套看似成熟的解释系统：“自然状态”与“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自然状态的范式用来解释，传统社会的诞养风俗在工业社会面临怎样的文化冲击，促使人们生活的秩序重建；科学主义的范式则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诞养医学如何给后进国家带来挑战，推动公共卫生政策的成型。

　　社会共识的生成有着其内在的逻辑。一种社会理念在主导话语的强势推动下，在一定程度的地域空间中普及，使生活其中的个体将之纳入到“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Politically Correct）的观念范畴里。学术界最初定义的“政治正确”处于文化层面，指涉尊重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相关群体、持不同信仰者的社会现象，消除语言中的歧视因素。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正确”在现代社会已经深入到了更为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是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正确”愈发具有工具主义的特质。它意味着权力主体贯彻现实主义的逻辑，在政治现实的理性认识下做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正确”的内容与国家的意识和立场紧密关联。

　　对此，我们可以在婴儿喂养的议题上一窥究竟。在世界范围内，1990年的伊诺森蒂宣言（InnocentiDeclaration）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母乳喂养的合法性从文化层面走向政治层面。这则半官方的宣言呼吁主要国家共同构建公共政策，支持、保护、促进婴儿享受母乳喂养。宣言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爱婴医院倡议，母乳喂养率由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母乳喂养的“政治正确”地位逐渐确立，并与人工喂养之间划了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

　　婴儿奶粉的兴衰到母乳的意识形态化，无论是人工喂养还是母乳喂养，其中“政治正确”的生成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形式：国家先是以制度化的形式进行引导，进而将相关理念操作为个体的行为规范。然而，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却能够发现在婴儿喂养的实践上，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正选择一系列变通的婴儿喂养方案，诸如“背奶妈妈”这样新兴的育儿实践者越发普遍。而不同于国家主导下的母乳喂养程序，这些婴儿喂养实践乃是从社会基层自发形成的。近些年，中国婴儿的母乳喂养水平不容乐观，尤其反映在六月龄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这一个决定哺育质量的关键指标上。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到2014年的16年间，中国婴儿六个月以上的纯母乳喂养比例从67%下降至28%，城市家庭更是远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这一趋势不利于我国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依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设定，到2020年我国0到6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爱婴医院的建设更加完善，并深入到社区中指导家庭喂养婴儿。然而数据显示，中国医院里关联母乳喂养的早接触、早开奶比例仅为11.3%，远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遇到哺乳困难时，只有不足半数的母亲选择向医疗系统寻求帮助。可以看出，政府在推动母乳喂养的工作上，不仅要对育儿女性提供更加实际的支持，还应该努力在母乳喂养的观念上凝聚社会共识。

　　在中国社会，婴儿喂养方式的变迁并非单纯的公共卫生议题，而是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制度性变革。要想理解制度环境中的冲突，有必要以个体化的视角去认识中国家庭。于是，笔者从2017年开始做了一项基于北京城区家庭0至18个月婴儿日常养育实践的调查，我以一个母婴聚会作为田野调查的中心，访谈了22个家庭的育儿母亲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包括参与照料的丈夫和祖辈。

　　在调查中，孩子的断乳是我们多次听到育儿母亲吐槽和抱怨的内容，与其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生命历程，不如将之视为婴儿喂养的“至暗时刻”。在婴儿断乳的过程涵盖了婴儿追奶、母亲背奶，不同类型的母婴分离等养育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要经历三重痛楚，自身的身体不适与疼痛，精神上的愧疚和压力，乃至职场、公共场所对哺乳女性的歧视和不宽容。在我的观察中，很多母亲对待婴儿养育的态度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发生转变，她们虽然是家庭在这个议题上的主心骨，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那样笃定地坚持某一种理念，她们时刻需要平衡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利益，评估自己和孩子的身体情况，最终做出一个能够自我说服的选择。然而，目前没有十分恰当的制度环境接纳这些育儿母亲，她们需要承担外界社会施加的压力。

　　在我访谈的对象中，凤青的故事颇为典型。她和丈夫潘明都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收入稳定，夫妻感情也非常好。2017年，31岁的凤青迎来了儿子龙龙。尽管在“开奶”的时候遇到了不少的阻碍，但经过一番努力，她还是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纯母乳喂养。在朋友的介绍下，两口子加入了一个微信母婴群，并很快成为了活跃分子。

　　为了方便哺乳，凤青在工作单位的旁边租了一套房子，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公司。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城市家庭会在哺乳期妈妈的单位附近租房，甚至会选择居家搬迁，以克服母乳喂养的空间局限。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家庭权力与秩序，也是家庭为了自身延续而制定出来的生存策略。

　　凤青又找回了“背奶”前的母乳喂养节奏，龙龙的身体却有了异样。有一天下班后，凤青发现儿子有些咳嗽、流鼻涕。她开始没有太在意，可第二天龙龙却吃不下东西了，食量缩减了一半。凤青赶忙带着他去了医院。大夫检查后做出诊断：龙龙进入厌奶期。婴儿在4至6个月的某个节点，会出现“生理性厌食状态”。由于身体机能的发育，婴儿在这个时期的运动能力显著提升，随之拓展的世界占据了他的注意力，饮食的吸引力降低，出现了厌食的现象。

　　很快地，微信群里的朋友知道了龙龙的状况，劝凤青干脆借这个机会给孩子断奶，凤青却下不了决心。

　　娃要出牙了，可不能缺钙…孩子刚感冒完，现在断奶不好吧…马上就要入冬了，别因为断奶害下病，要不等开春再说吧…舍不得呀,他要喝奶时依赖你的那个表情那些举动，断奶以后就不会再拥有了。想到这些我鼻子又酸了。

　　在潘明的劝说下，凤青不得不制定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断乳时间表。但是，龙龙的胃口不好，更何况奶瓶里装的是奶粉。随着龙龙一次次拒绝奶粉之后，断奶时间表渐渐成了母乳喂养的“借口”。每一次在哺乳之前，凤青都默默算着距离断奶的截止日期，把每天的哺乳都作为倒计时的最后一次，而倍加珍惜。睡前与醒来的两顿奶是最难断绝的，而每当看到儿子的可怜样子，凤青又总是狠不下心来。就这样一周过去，龙龙不仅奶粉没吃多少，母乳量反而增加了，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群里的朋友告诉凤青和潘明，如果真的想帮孩子断奶，母婴分离几天就能成功。龙龙已经七个月，也比以前更壮实了，该学着正常吃饭了，不能永远给孩子做一个会移动的“奶瓶”。这番话让凤青想起了之前“背奶”遭遇的尴尬和羞辱，她觉得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孩子，这种分离以后还会有，我们都需要成长。孩子应该有一个坚强的母亲，克服不了困难，克制不了自己，以后也没法教育孩子。

　　凤青约定好五天的分离，让父母来家里住照顾龙龙，换自己和潘明去单位旁边租的房子住。断奶是母婴双方共同经历的一场过渡仪式。“克制的母爱”意味着妈妈要离开一段时间，龙龙断的其实不是母乳，而是吮吸带来的安慰，而凤青要经历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她要与之前的生活状态分割，这是分离仪式的重要意义。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凤青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不断设想着五天后孩子会是什么样，担心孩子会和她生疏。出租房里的夜晚时光很难挨，她没有接到妈妈的电话，只好带着焦虑入睡。在忍耐的边缘，凤青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她要学会面对孩子成长的现实，重新处理与龙龙之间的关系。

　　五天之后，凤青终于熬过了母婴分离，赶忙和潘明回到家。妈妈告诉她，龙龙这几天表现得很好，他已经接受了奶粉，辅食也正在学着吃，这令凤青十分欣慰。而更让她感到感动的是，本以为重逢的时候龙龙可能会与她疏远，但没想到见到妈妈以后，龙龙立刻要她拥抱。母子二人度过了最挣扎的时期，小家伙的衣食住行更加有规律，而凤青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正常生活”。

　　接下来，最让凤青感到迫切的就是如何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之前由于“背奶”的缘故，领导给她换岗了，凤青想再次证明自己。回家后的第二天，她一早就起床梳洗，准备好龙龙一天的所需，匆匆吃过饭后就去上班了。但是一天下来，工作却迟迟难以上手。

　　工作任务量越来越大，年轻的同事比我来公司晚。以前还是我指导她呢，现在人家的职务比我高，业务的能力也比我强很多，心里着实不是滋味…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回来。

　　职场的不适应、断奶后的情感落差，这一切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凤青感到难以适应，有了想要辞职回家做全职妈妈的想法。相关研究指出，妈妈选择离职的重要原因便是，承受来自工作与照顾的双重压力过大。但是面对紧张的家庭财政时，这种压力只能忍耐。潘明帮妻子算了一笔账：工作时间不超过9个小时，有双休日；每月收入至少10000元，且稳中有增；离家不是太远，开车只要40分钟——这样的工作一时不太好找了。家里需要凤青有稳定收入，应付育儿的开销。冷静思考过后，凤青放弃了辞职的打算。假期的几天里，她去做了一个鼻子部位的微创手术。

　　放弃辞职的想法了，只想变得更加强大，把手上的工作理顺，拼业绩赚奶粉钱了…(鼻子整容)这其实没有什么的，就好像一种裸妆，没有让你成为另一个人，我想要重新改变自己，垫垫鼻子能够提升气质，职场形象上加分。

　　凤青想要重新打造自己的职场形象，还改变了自己的穿衣风格和妆容。这种改变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家庭育儿过程的精致化与育儿方式的风格化，有研究者开始重新理解母亲在照料婴儿过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转变。单纯从育儿女性在工作-家庭的冲突展开分析，越来越难以揭示出人们在婴儿喂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逻辑。

　　母职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被交替的主导话语塑造，具有时代的烙印。但不容忽略的是，母职还是根植于中国女性生命历程的一段段鲜活体验。哺乳期女性的母职体验存在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的困境：一是内心的挣扎，女性由于自身状况母乳喂养难以为继，而产生愧疚与自责，表现为对于孩子的负罪感。二是社会的歧视，女性感受到母乳喂养的社会压力，由此感到尴尬和挫败，表现为社会化的羞耻感。研究发现，负罪感是能够通过女性自然的身体体验而为之克服，赋予断乳以道德合法性。但与前述困境相比，羞愧感难以在个体层面得到克服，女性只能选择放弃母乳喂养。

　　中国社会促使家庭选择何种婴儿喂养方式的主要力量，发自育儿女性在个体情感与家庭经济上的反复权衡。具体表现为，面对社会性的歧视，女性不得不转变婴儿喂养的策略：在母婴分离中克制母爱情感，在失范困境中回归职场与社会。就此而言，母乳喂养在中国社会仍然没有达成社会共识。国家与个体急需营造出这样的制度及文化环境,让家庭逐步回归其背后那不受挑战的“政治正确”。

　　回过头来，当我们重新审视《母乳主义》，能够发现这本书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启示作用。现如今在中国社会，当人们越发关注婴儿喂养中的制度性难题时，却往往忽视了形成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的道德合法性，刻意的强调母乳喂养是否会压抑育儿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诉求，这种默然而变相的道德枷锁，给中国家庭带来的无疑是再生产过程中的“至暗时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新宇；编辑：宫子 李永博；校对：薛京宁，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23日专题《母乳与奶粉：一段有关喂养的文化史》的B04-B05版。